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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鲜读|格力地产:上半年营收26.68亿元,现金流首次回正

2019-09-18 16:28:05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家则表现出集体焦虑。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好多值得书写,但制造业可能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目前,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矛盾还较为突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搞实体经济的人常用一个词,叫“工业四基”,这个词最能说明问题。有这个节点,中国实体经济才发展起来。而当中国向上游走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走,他们有“人口红利”。

伟德博彩中国网,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稳预期”

伟德博彩中国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家则表现出集体焦虑。这些困境何来?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又应如何突围?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记者/黄子懿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张雷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这些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哪儿?

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好多值得书写,但制造业可能是其中最浓重的一笔。从衡量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制造业应该是最突出的。

因为40年来,我们的经济总量到了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0%多点,占全世界gdp总额的15%左右。但从制造业总量上看,我们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的年增加值就达3万多亿美元,美国约为2万亿美元,排第二,日本是9000多亿美元,排第三。从量级来看,中国非常大。

从增速来看,到2016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gdp增速平均是9.6%左右,但制造业平均增速在10%以上。作为第二产业,工业统计口径比制造业口径略大一点,包括原材料、煤炭、水电等公共服务。即使按照工业口径,增速还是高于gdp平均增速的,在三大产业中增速最快。

三联生活周刊:但从目前来看,制造业遇到了很多瓶颈,发展相对较粗放,大而不强。原因何在?

黄群慧: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目前,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矛盾还较为突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

从产业结构上看,重化工、钢铁、建材这些产业,相对于需求来说早就是产能过剩,但我们能力又很大,一时间扭转不过来。这些是现在需求不大的产业,而我们需要的诸如经济转型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需的高附加值、高技术行业,供给能力还是不充分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相对于需求来说仍有很大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是传统行业里,那些高附加值环节,或产业价值链上高利润的那一块,我们占有率也是不足的。比如,芯片就属于信息产业里的一个关键链条,但我们很多企业还做不出来。

搞实体经济的人常用一个词,叫“工业四基”,这个词最能说明问题。所谓“四基”,就是指关键基础原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工业四基”一直以来都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和提升的瓶颈,我们的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存度比较大,其中50%的机械核心基础零部件依靠进口,一些关键工作母机、高端医疗设备、高端精密仪器及其核心元器件也主要依靠进口。比方我们c919飞机搭配的铝等原材料,90%都是来自国外,虽然是我们自己独立产品设计的,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不少关键基础工艺也依靠进口。提升“工业四基”能力这个任务涉及整个创新生态完善、产业环境改善等各个方面,不是短期投钱就能解决的。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人口红利”已经快没了,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黄群慧: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是全球产业门类、产业配套体系最完善,制造产品种类最丰富的国家。这些年我们发展出非常完整的生产体系,配套能力非常强,这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工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生产,指的是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不是从头到尾一个企业生产,而是被拆解成无数工序,拆得越细,成本越低,所以要充分分工,一个企业只生产其中一个环节。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情况下,谁的配套能力强,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中国这种工业迂回生产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也是一个成就。“人口红利”在减弱,但工业生产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在技术层面,我们慢慢也有了演进型技术基础。最开始我们走的是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储备要强,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有一些突破,在高温超导、纳米材料、载人航天、量子科学、高性能计算机等很多关键领域都有了突破,只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和原材料还有缺失。这些能否逐步转化成核心竞争力,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至少有基础了。

从需求侧看,中国有13亿人口,实体经济是最基本需求,拉动力强,内部市场非常大。像bat这种级别的公司,其实也是市场造就的。

经过几十年茁壮发展,中国制造业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三联生活周刊:如你所讲,中国制造已形成完备体系,配套完善。那这些年的外部国际形势变化,为什么仍会产生较大冲击?

黄群慧:两个层面:第一,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到现在,完全得益于开放。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可以给国外输出很多产品,包括出口换汇、“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统称)这些政策都是围绕着出口加工贸易来做的。没有开放,制造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是从市场角度。

另外,很多技术也是来自国外。0世纪90年代后,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关键阶段,产品生产工序分解得越来越细,跨国公司在全球布置生产点,由于我们的基础设施、信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的快速发展,抓住了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有这个节点,中国实体经济才发展起来。所以外部环境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最开始我们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到一定阶段就需要朝高端去拓展和延伸,这是任何国家都要做的。但这很艰辛,自己能力的提升,需要实践摸索的过程。由于你的拓展和延伸,与原有的发达国家形成直接竞争,最后造成他们对我们发展的“锁定”,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了“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试图牢占高点,对中国制造形成高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不仅增加关税,还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这对未来我们的创新会带来极大变数。

而当中国向上游走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走,他们有“人口红利”。现在最典型的越南,将近1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平均也就30多岁。由于我们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越南等地比没竞争优势,如果企业想固守低成本,就会迁到越南等东盟国家。这也是经济学“雁阵理论”所揭示的。

所以最后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双端挤压”,即中国在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端挤压,必须打造应对该格局的强健体魄。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提到中国的内需是很强的拉动力,但从我们在珠三角走访调研的情况看,今年内需似乎也不是很旺。你怎么看?

黄群慧:宏观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经济整体较稳定。为什么有些企业感到经济下行、需求不旺呢?应该说,我国经济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整体投资和消费增长有所放慢,当企业技术储备不足、创新能力不够,面对去产能、去杠杆、严格环保的高标准时,就会有困难。

国内这块,媒体也在说“消费降级”,我个人倒是不会这么用。消费需求多层次,笼统地说“消费降级”是不准确的。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如果后者下降,那可能会转向消费降级。目前可支配收入只是增速在降,一般认为房价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房价这么高,关键是货币投放太多,m2(广义货币,用来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有170多万亿,是gdp的两倍多。当货币投放这么多,实体经济却仍是这个体量,增长也不是很快,那钱都去哪儿了?很多是流到房地产市场了。

老百姓把钱锁在了房地产上。相反,如果锁不住这笔钱、都给消费了,那就有通货膨胀的风险,老百姓的日子就会很难过。现在房价是很高,但我们锁住了这一块,所以物价没有大涨。我并不是说赞同,这是不合理的,只能说我们先控制住,限制市场交易,把钱先锁在这儿别出去,然后限制货币投放,希望慢慢有个过程可以缓解。

这只是从这一个逻辑去分析,还会有很多其他原因。有人说经济增速不够,希望进一步刺激需求,大笔的钱再放进去,这其实已违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了。不能总是去刺激需求,这些是会相互影响的。假如说没有别的变量,消费和房价问题可能慢慢能解决,但现在又很难说别的变量有没有,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就是一个。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理解为实体经济受到了房地产等产业的挤压?这些挤压具体表现在哪儿?会带来哪些影响和风险?

黄群慧:这些年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脱实向虚”,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关“脱实向虚”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实体经济?我认为实体经济应该有三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制造业,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是支撑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实体经济,除制造业以外,还包括工业和农业;现在,由于产业之间融合度很大,有很多生产型的服务业,比如科研、物流等也算实体经济,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的最广义的实体经济的概念,除了制造业、工农业,也可以把部分服务业包括进去。但是唯独有两个行业是可以提出来的,就是金融和房地产,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本身就构成虚拟经济的主体。

我做过一些计算。这三个层面的实体经济,从2011到2017年,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而金融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从统计数据看,这反映了“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第二层面的主体部分下降最快,2011到2016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核心部分占比也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全部实体经济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到2016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占比提高了2.1个百分点。而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占比都达到8.4%左右,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时期的两个高点。

从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来看,2016年国内投资增加了8.1%,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44.1%。这个增长说明我们到了“走出去”这个阶段,这也是对的。但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了116.7%,而同时我们吸引制造业的投资是-6.1%的负增长。这个趋势目前仍然存在。现在看来,很多人都到国外投资去了。我们本是工业大国,要推进工业强国战略,结果出现了一些制造业空心化的苗头。真正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还是要靠深化工业化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吗?一片不利的消息中,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一丝机遇吗?

黄群慧:现在来看,短期影响是比较大的,有数据逐渐在显现,按照预测有可能包括明年上半年都会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中央提了“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我觉得,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稳预期。

贸易摩擦直接影响肯定会有,但作为它的副作用来说,其副作用不如“稳预期”大。因为企业发展是这样,当企业家现有的生产循环过程成立后,需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有些订单暂时不足,影响现有循环,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问题是企业下一步如何走?要不要投资?要不要去扩大规模,还是缩减?这才是企业家们最关心的决策。

当他们预期不稳,一般都会打退堂鼓,如果他们感到压力更大,就会缩减规模,那时候经济就会开始萎缩,所以稳预期是很关键的。如果企业家们发现到明年上半年的短期订单会有一些问题,但总体感觉这个问题会过去,那么他们的预期也就不会太悲观。关键在于稳定投资的预期,才会真正是长期发展。投资预期又怎么来稳定?比如美国这种做法有时是不可控的。我们现在唯一可控的、能做的,就是我们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性的问题。短期内,我们还得共度时艰,但如果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们会把贸易摩擦“转危为机”。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稳预期”,但现在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似乎都不足,有一种集体焦虑。他们的最大困扰是什么?

黄群慧:现在是有一些民营企业对未来预期不稳,在投资等各方面信心不是很足,民营经济的某些数据不是很好看。这是有各种宏观、微观环境的影响。其中,既有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困难,还有同企业之外的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困难。这些都会影响预期。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对稳定他们的预期还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不同的民营企业面临不同的困扰,总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民营企业涉及转型升级问题,但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源,缺乏长期积累,随时有可能被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取代。规模大一点的虽然体量不小,但经营管理方式仍比较粗放,摊子大却没有稳固的核心技术和利润基础。第二,涉及到生产循环的技术转型升级,民企在融资方面很难,有一些限制。如曹德旺所说,这些年民企问题的根源在于“短贷长投”,其实也是此因。第三,运营成本问题,现在土地、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但企业却没有很好的高附加值产品去消化。第四,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主要占据产业链上游,而且本身规模大、资金充裕,民营中小企业很难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年来,关于民企困难的声音有很多。我们也在珠三角等地看到,有很多民企外迁甚至歇业。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在最近一年多集中出现?

黄群慧: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其实是慢慢集中到具有国家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的过程,现在看大部分是资源型的、战略性的核心产业,这些产业大部分是位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而大部分直面消费者的,都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去创新、生产的某些产品,属于产业链下游。

为什么这一年感觉中小企业关停、破产的量要比往年显得更突出?这是因为2015年时,由于ppi(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下降,国有企业当时同比亏损有20%多。但到2016年下半年,ppi开始由负转正并逐步上涨,到了2017~2018年,就由原来最低约-6%的负增长,变成了正增长6%多,价格变化幅度非常大。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有国际上的大多商品价格变动的原因,也和我们的“三去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有关系。

我们的总体方针是正确的,但可能在涉及去产能的时候,制定了一些硬性标准,达不到这个技术标准就得关停,但往往很多民营中小企业就达不到,导致剩下的都是国企等技术标准较强的,结果去了很多民营经济的产能,国企产能反而去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ppi价格一个大幅上涨,国有企业利润一下子就好了。

ppi价格上涨是很难传导到下游去的,cpi增长这些年一直在2%~3%左右。因为cpi如果也大涨,就会影响民生了,所以对下游企业来说,当实体经济上游成本越来越涨,下游售价涨不了的话,日子就会很难过,很多企业就这样慢慢倒掉。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他们没办法影响一个产业,甚至没有很强的厂家话语权。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认为这之后能有很大变化。一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最大的优势是金融。国企贷款银行比较放心,愿意贷,所以国企能借助贷款去扩张。有时候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短期日子不好过、但产品还可以的话,就有可能被国企收购。

三联生活周刊:关停或外迁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企业。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影响?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又在哪里?

黄群慧:关于中小企业,我觉得有两点认识需要明确:第一,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占比较大,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第二,从未来看,中小企业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创新。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者需要依靠创新驱动。这个创新不仅是模仿性创新,还更需要颠覆性创新。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颠覆性创新更适合民营企业担负,这是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的组织特性和竞争活力决定的。那么如果说要有一个方向去做颠覆性创新的话,有10万家企业都在摸索,可能99.9%都在创新路上死掉了,但只要有一家企业成功了,这种成功就是颠覆性的成功。中小企业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现在中央为此搞了很多服务性改革,在工商注册管理上提供便利,这是有利于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因为我们希望将来这些企业中能出现颠覆性创新。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怎样才能让民营企业更好地发展,有很多观点和评论。你觉得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黄群慧:民营企业的发展,关键是政府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努力维持和保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生态。做到这一点,首先,产业政策需要加快向支持中小企业的方向转型。其次,在金融领域,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需要想办法解决。政府需要确保金融资源能够顺畅地通过市场体系,机会均等地配置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手中。最后,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增强服务民营企业的意识,为民营企业办实事、办好事,像积极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帮助民营企业培养与培训人才队伍等,这些都是政府能做的事。

从习总书记的讲话里可以看出,中央对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动真格的解决问题。有理由相信,民营企业将会面临越来越符合公平竞争要求的市场环境条件。此外,我国资源充裕、经济韧性大,加之刚才讲的工业体系配套发达,民营企业发展有诸多的有利条件。相信只要民营企业有好的创新点,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相对会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新技术与新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人民日报》说中国经济是l型走向。l型经济下,我们需要怎样去调整自身定位和决策?

黄群慧:l型经济最好的表述可能还是经济新常态,更好理解。经济新常态从2014年提出来后,我们就迈入了此阶段,特点是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能转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发展从高速到中高速,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潜在生产率下降。但即使是6%左右的gdp增长,总体还是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用供给需求的宏观框架去分析,也不需要“强刺激”来应对。为提高增速的强刺激会扭曲经济结构。原本,如果经济结构在优化的话,这速度是可接受的。

这也是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来说,这种变化可能相对是一种趋紧。没有那么高的增速,投资和需求都在下降。但反过来看,只要你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日子仍会好过。无论大环境再怎么严酷,我们还有6%的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在讲要创新。但如果以“中国制造”为例,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创新?有典型案例分享吗?

黄群慧: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有两大方向:第一是制造业信息化,也就是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通过研发、提高技术,来提高附加值,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其中代表性的就是智能制造。但这只是一个方向,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都很高。制造业升级突围还有另一个方向,就是往服务化转型,也可叫服务型制造。

第二个制造业升级突围方向,就是往服务化转型,也可叫服务型制造。是指企业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的向消费者提供 “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重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全新生产经营方式。

一般按传统理解,制造是制造,服务是服务,分属二、三产业。但制造业也可服务第三方的,单纯制造业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寻求新附加值,这时除制造本身环节的附加值,服务也是可增加附加值的重要环节。有些生产环节能通过外包提高效率,但对于企业来讲,如果有些环节自己做附加值更高,也可自己做,向上下游去延伸,可增加服务环节的附加值。制造环节本身是有核心技术的,基于此提供的服务附加值会更高,不用外包。

另一方面,制造业提供服务,为企业直面消费者、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跨境电商领域,由于制造业的信息化,有些厂家可直接和消费者进行交易,这不仅便利了消费者,企业成本也降低了,进而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再比如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公司,他们通过信息技术和飞机厂商及航空公司直接相连,实时在线监控自产发动机的动态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这是只有制造企业能做的,别的企业是做不了的。从设计研发到售后服务全部一体化,这个领域广,模式也很多。

我们当前发展服务型制造重点是装备制造业、白色家电制造业、电子信息消费品制造业以及衣饰家具制造业等行业,就可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供应链金融、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等服务,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类似的服务化,会是现代制造业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尤其是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当技术升级短时间内无法实现,那么往服务型方向拓展,搞精细服务,更好地理解客户和消费者需求。我们的制造业之所以大而不强,也和此前的大而不精有关系。通过服务,提高产品质量和精细化程度,也是未来的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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